我很少對一本書如此著迷，就像品讀一只宋代建陽窯黑釉茶盞上精美的兔毫斑，總是給人一種自然流暢、恬淡雅致、神奇美妙的感覺，當然我說的是《野水的季節》。該書根植于基層社會生活，以微小的切口、廣闊的視角，關注鄉村社會變遷與發展。這部書融歷史性、文化性和情感性于一體，匯集二十一篇浸潤黃土氣息敦厚樸實的文字，作品意象流淌著風的雋永與豐沛，其跳蕩的結構、綿密的質地紋理，將鄉土生活刻畫得豐滿而生動。文本由個體敘事轉化為集體敘事，使之成為我們民族共同記憶的一種精彩呈現。黃風的散文可與劉亮程的作品相媲美，其意象運用、情感表達、敘事方式具有相近的文學藝術特征。而在物象轉喻生命體的解讀中，黃風的散文更貼近亨利·梭羅《瓦爾登湖》中的湖水張力。他的作品暈染出生活細小的襞褶，不僅托舉起杏花、瓦松、燕子、高粱、大水缸瑣碎而紛呈的詩意，也將窯煙、打谷場、黃土墻以及夏日青蛙的叫聲挺立起來，它們能把黑夜硬生生戳個口子，為懸浮于城市浪潮中的鄉愁提供了錨定的坐標，也為黃土地上迷茫的人找到根植未來的種子。
《野水的季節》開篇便是一行揪人眼球的文字：“風竄著屋脊，扒在煙囪口上，又貓號了一夜。”短短十余字，巧用“竄”“扒”“貓號”三個鮮活的動詞，讓一幅鑲嵌在歲月深處微微泛黃的鄉村情景圖躍入讀者心里。僅這一句，便讓我想起威廉·華茲華斯的一句詩：“我孤獨地漫游，像一朵云，在山丘和谷地上高高飄浮。”倘若把前后連貫起來，會驚覺這竟然是一首珠聯璧合很美的詩。如此意境幽邃或溫婉清麗的文字，在《野水的季節》里比比皆是。作者在書中將物性敘事與生命意識交融，對非人類存在物的描寫，呈現出鮮明的生命意識。這種擬人化敘事不是簡單的修辭技巧，而是隱喻鄉土社會中物我共融的認知方式，以物性敘事既活躍文學的自主性，同時借以傳達作者樸素的思想情懷。
文學的價值不僅在于反映現實，更在于通過語言的藝術重構，使我們能夠以新的方式看見和理解那些正在逝去的事物。書中收錄的散文充滿了童趣，在詩性表達方式的基礎上，疊加進方言俚語，這些詞匯如同一個個文化密碼，承載著特定地域的生活經驗。作者將民間傳統修辭進行創造性轉化，既有視覺形象的直觀性，又帶著孩童特有的擬人化想象。譬如，描述強勁的風，“將院中空閑啃得滿是牙痕”；再譬如，描寫人，“女人的嗓門又大開了，能開出坦克來”“把話當棒槌扔出去”。這種從鄉村生活中生長出來的意象，賦予作品一種民間歌謠般的韻律感，帶著泥土的溫度，和孩童般質樸的營造力，在寫實之外獲得了詩性美的升華。
黃風的文字會給予自然萬物神圣的靈性，或者說超越于自然的力量和人格魅力。譬如《兩頁書》中，講述果園里的一口老井，那股“飄揚著白胡子”的白氣，“像土地公抽了一口煙不吐，張大嘴享受著由它散去。”老井被描述為具有生命節律的存在，它深植于農耕文化四季輪回的土壤中，體現了農耕社會人們對于傳統生產方式的依賴與敬畏。當老井被推土機“活埋”了，它帶來的疼痛不僅是對于古老文明的碾壓吞噬，還抹掉了一整個鄉土世界的記憶回聲。在童謠“二月二，剜小蒜；狼一半，狗一半”的簡單韻律中，復雜的社會變遷和文化傳承恍惚獲得了釋然的情感魅力。作者以這種創新的獨特語言質地，和富有生命力的敘事，構建起既具體又超越的文學世界，為我們呈現出一幅幅充滿活力的鄉村圖景。這些圖景介于現實與幻想之間，筑起令人愉悅的美學空間。在這個空間里，方言土語的狂歡、民俗信仰的遺存、道德倫理的規訓與鄉村文化的嬗變相互交織，形成了一部微縮的鄉村史詩，其字里行間滲透著對傳統農耕文化、生產方式、鄉俗民居的人文觀照與深刻思考。作者又擅用短句，富有節奏感的流暢語言，宛若潺潺溪流，或者多樣化的音樂，強化了文本的韻律，有效地傳達出作品的主題內涵。譬如，“干鬼爺名副其實的干，尤其是一張瓦刀臉，干蹦蹦的顴骨能當痰盂，并且能敲出裂紋來。”文中鄉土敘事的短促節奏，融入了現代文學的意識提煉與創新，既保留了地方色彩，又通過文學語境使其獲得生動鮮活的可理解性。
黃風的散文往往會在多重感官體驗中，拓寬拓深敘事空間，以感官書寫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學拓撲學。譬如《古鶴下街N號》的一段文字：“我的耳朵早開小差了，專注的不再是剃刀聲，而是那咕嘟的肉聲，被線一樣串了，一串一串的。我的嗅覺從鼻孔鉆出，有時攆著一縷香氣，在晦暗的屋壁上窮追不舍。”這段文字中，作者運用了聽覺、嗅覺與視覺等全息感官敘事，通過擬人化和通感手法，使文本敘述獲得了近乎神話的敘事品質，銚子里裊裊升騰的肉味，與父親垂涎游弋的眼神，構成清苦歲月里一幀生動而奇異的素描。這種感官書寫形成的獨特文學拓撲學，橫向的空間維度上，是那鍋“咕嘟咕嘟”的燉肉；縱向的維度上，卻是“我”的視線隨著“一串一串”的肉香，在屋壁上一直窮追不舍。作者通過敘述者的感官體驗，將現場的時空坐標縫合起來，使讀者的閱讀體驗升華為一種絕妙的身體感知。
書中《八月的禾場》卻是將勞動敘事，賦予了儀式化編碼。隨著“呼隆隆聲響起，后面的攆著前面的，蹚出一條直趟趟的道來”。作者對秋收的勞動過程描寫，具有明顯的儀式化特征。文中插入隱匿了人物形象的對白，讓余音如蛛網般纏繞在讀者的心里。從田間收割“熟得像老姑娘了”的高粱的老農，到滿載莊稼浩浩蕩蕩的馬車，再到禾場上“起山”的人、一垛垛“勾肩搭背”的莊稼垛子、趕鳥人、場把式、扇車手等，作者將生產勞動一層一層儀式化的敘事策略，使文本超越了單純的技術描述，進入了人類文化學的闡釋空間。尤其是場把式趕著三頭驢碾場的情景，以及扇車手啟動扇車時對它“從頭到尾邊看邊摸”，之后一聲吆喝“開扇啦——”整個禾場一下子活了起來，活的不僅僅是人與物，活的更是骨子里向往美好生活的精氣神。當禾場上的莊稼轉變為“墳頭”一樣的糧食，整個過程更是充滿了儀式感：場把式手中的鞭花反復耍成“8”字，扇車手“打”扇車時搖把與手之間形成節奏美的互動，在“耍”與“打”不斷重復的揮汗勞動中，獲得了某種舞蹈般的節奏感，勞動被描摹為一種莊嚴的表演和文學轉喻，而勞動者的日常則被賦予了形而上的美學意義。
多變的鄉土時空象征性結構，不僅深化了主題內涵，提升了敘事層次，同時也增強了作品的感染力。譬如，在《一道老菜的“流水志”》中，作者給予了這道老菜深刻的社會意義。在時間維度上，“歲末歸來，年啪啪甩袖凈過身上風塵”，而一道“涼拌綠豆芽”的老菜，便承載起冬去春來的農耕時序。文章以“女人”培植綠豆芽的過程作為微小敘事切口，隱喻鄉村生活簡樸中獲得的滿足感與幸福感，以及辭舊迎新樸素的時間觀，這與城市追求“年”的氛圍和機械性的時間形成鮮明對比，暗示鄉土中傳統的價值觀、生產生活方式與自然節律的和諧關系。空間結構同樣富含象征：“女人”擔心綠豆芽長得慢，但是她聽不到豆芽生長的聲音；而孩子入睡時，不僅可以聽得到豆芽的生長聲，還把它帶入夢中。這種在情緒渲染上連通與阻隔的辯證意象，將物質空間轉化為心理空間的隱喻，折射出代際間的精神隔膜，以及過去與未來、傳統與現代之間若即若離的矛盾與統一。
《野水的季節》通過多層次的文學手法，將具體的鄉土情結，轉化為承載文化記憶的文學事件，并以此為媒介，探索人與自然、傳統與現代、個體與社會的復雜關系。鄉土作為一種文學意象，既是具體的存在，又是傳統文化象征。作者以敏銳的感官捕捉力和豐富的文學想象力，將鄉土敘事轉化為文學版圖的一種圖騰，使技術描述升華為生命敘事，這正是這本書最可貴的創作特質。在城市化快速推進的當下，《野水的季節》以文學書寫，保存了正在消失的生產方式與生活經驗，使其獲得超越具體時空的美學價值與文化意義。
生活往往會讓我們的記憶褪色，但是那些承載著我們記憶的優秀文學作品永遠不會褪色，它是照亮我們生生不息的生命火炬。《野水的季節》所煥發出來的榮光，是億萬華夏兒女的共同記憶，可以增強我們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感和歸屬感，也為我們留存了一本值得珍藏的鄉土中國精神地圖。（龐善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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